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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卡瓦德一世开始，萨珊波斯帝国根据本国情况，一改5世纪时与拜占庭帝国总体和平的态势，发起竞争性的“西战东和”的战略，对君士坦丁堡政权的东方势力范围展开争夺。
另一方面，志在西进、“再征服”西地中海诸日耳曼王国的查士丁尼则需要维持东方的和平，避免陷入两线作战境地。取守势、维和平是查士丁尼对波斯策略的出发点。正因如此，查士丁尼时代，拜占庭帝国在军事上未曾主动向萨珊波斯帝国发起战争，双方战火多始于波斯方面的先发进攻。
“纵深防御”则是拜占庭方面应对波斯进攻时主要采取的军事策略。纵深防御（Defenceindepth）并非查士丁尼时代方才涌现的产物，相反，自3世纪中叶以来，它一直是罗马-拜占庭帝国的主要国防军事策略。可以说，纵深防御战略的实施与罗马-拜占庭帝国的国力情况密切相关。自三世纪危机以降，帝国的综合实力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再加上自境外入侵的敌人从强度上来说已远高于1-2世纪时零星蛮族部落的低烈度袭扰，至戴克里先皇帝时期，维持罗马传统的“安全疆界”战略——即“为本国的安全，应竭尽所能将边境线向敌国推进”,将敌众抵挡于边境线之外已极为困难。
戴克里先是最后一位在统治期间勉强维持住“御敌于国门之外”态势的罗马皇帝，但为此他必须以分割皇权作为交换，即在整个帝国分设四位皇帝、各领驻地，由诸帝各自领兵守住彼此辖区内的防线。而自君士坦丁大帝再度统一帝国后，巩固皇权、加强君主专制成为了帝国政权的硬性需要，后继的罗马-拜占庭皇帝大多再无力、亦不愿维持以分割皇权为代价的阻敌于境外的“安全疆界”战略，纵深防御战略因此应运而生。
根据这一战略，帝国一方面在边境修筑要塞和堡垒并配置以步兵为主的边防军（
Limitanei
），形成固态的要塞防御体系，对来犯之敌加以阻截或迟滞，诱使敌军在本国边境因搜寻补给、四散劫掠等陷入僵局；另一方面，由皇帝本人或是高级将领所统率的、以骑兵为主的机动部队——野战军（
Comitatenses
）则部署于内陆城市地区，形成动态的打击力量，利用来犯之敌受困于本国边境战线的时间，伺机集结，或通过野战军机动行进从他地深入敌国展开打击，或在遭入侵地点发动会战对入侵之敌的有生力量予以歼灭。
中国学者马锋博士认为，纵深防御战略多见于拜占庭军队面临大敌压境而必须采取守势的地区，“这种战略主要使用于拜占庭长期据有的疆土，主要是位于与波斯有争议的东方战线和面对蛮族蜂拥而至的多瑙河战线。”查士丁尼时代在军事上对波斯采取纵深防御的策略，可以说是罗马-拜占庭国家力量衰退而被迫妥协的结果。这一时期的拜占庭帝国在东方战线与萨珊波斯的对峙当中总体上处于劣势地位。
尽管540年前后拜占庭帝国的国防兵力“达到37.4万人”，结合当时拜占庭帝国2600余万的总人口数，这是占比很高的兵力规模，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全国的总计兵力。而自4世纪罗马军队的重组之后，充当机动力量的“野战军”和充当静态防御力量的“边防军”两者间的战力差距已极为明显，“……自5世纪以来，边防军早已退化成一种民兵组织。”
阿纳斯塔修斯一世时期因经费充裕，边防部队尚有一战之力，但到了查士丁尼执政时期，边防军由于缺乏经费，其战斗力情况则进一步恶化，“……由于他们的开支降低，只能宛若农民般糊口自己。”这样的情况意味着，在拜占庭帝国的总军力当中，占比相当程度的边防军已经沦为了仅能依托静态要塞防御体系勉强起到威慑作用的存在。若将边防军除外，查士丁尼朝可用作战争的军队实质上约为15万人，“其中10.5万人驻扎于东部。”
但即便是超三分之二的有生作战力量部署于东部，他们所面对的依旧是整个东部帝国漫长的边境线，“在它（拜占庭帝国）漫长的东部边疆，从高加索到幼发拉底河约有500英里，它仍然必须面对持久以来一直咄咄逼人的伊朗萨珊波斯帝国……东北部的局势几乎同样糟糕，拜占庭人不得不保卫多瑙河边境，以抵御欧亚大草原接连而至的入侵者……除了埃及和利比亚东部，它的大部分领土都存在边境威胁”；除此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作战力量要被抽调用于开赴西方进行查士丁尼皇帝“光复罗马故土”的宏大战役。
即便如此，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拜占庭帝国在发动进攻性的战役上，兵力也依旧显得捉襟见肘，如533年贝利撒留领军征汪达尔时，除去由3万多名水手和约590艘舰船组成的远征舰队，拜占庭全军“不超过1.6万人”，……这当然是最令人震撼的无敌舰队，但18000名士兵并不足以对付汪达尔人和阿兰人，更不用说东哥特人”，兵力短缺情况可见一斑。
过于漫长的国境线所导致的力量分散，再加上查士丁尼时代特殊的西方征伐军事行动，导致这一时期拜占庭帝国对波斯战线的军事投入注定较少，如此一来，示弱以诱敌深入、在己方领土内的会战中重创波斯有生力量，进而再通过较有利的战场形势运用外交手段调停冲突的纵深防御，成为了拜占庭帝国为数不多的可选策略。528-531年发生于查士丁尼时代的第一次拜占庭-波斯战争正是拜占庭运用这一策略的典型案例。
此番战端再起，普罗柯比认为战争起因有如下几点：
其一，直接的导火索是拜占庭帝国与波斯帝国双方围绕着占据要害位置的高加索地区伊比利亚（Iberia）王国（又称高加索伊比利亚，以与欧洲伊比利亚半岛相区分，大致为今东格鲁吉亚地区）的宗主权发生了纷争，“伊比利亚人所居之地北邻卡斯皮亚门，西接罗马属国拉齐卡，东连波斯帝国，”伊比利亚本是波斯属国，但却信奉基督教，使卡瓦德一世“十分不安，视其为心头之患。”
为使此地更为波斯所掌控，卡瓦德强迫当地居民改信琐罗亚斯德教，而琐罗亚斯德教义不能为当地民众所接受，“……国王古尔戈尼斯（Gourgenes）被迫投奔查士丁，希望罗马帝国承认伊比利亚为属国，使其免遭波斯人侵犯。”查士丁一世对此表示应允，并遣先帝阿纳斯塔修斯侄子普罗布斯和将军彼得先后赴伊比利亚援助其反抗波斯，此举触怒了卡瓦德一世，同样派出军队前往伊比利亚征讨，两大国之间的战争就此打响。
其二，两方亦有助推事态恶化的因素，此前卡瓦德一世由于年事已高，在听闻查士丁一世继位后大肆打压阿纳斯塔修斯朝的亲信宠臣，倍感担忧，“他担心自己去世后波斯人会同样推翻他的家族，”因此曾希望将自己喜爱的小儿子库斯洛托付给查士丁一世，以确保其能顺利继承王位，毕竟此前就有过阿卡狄乌斯皇帝将年幼的嫡子狄奥多西二世托付给波斯国王的先例，然而拜占庭方面却认为卡瓦德一世居心不良，此举是意在窃取拜占庭的皇位，转而答复“（收养仪式）只能按蛮族的礼仪规格对待”，双方就此不欢而散。
作为事件的当事人，尚为储君的库斯洛因此感到“受侮辱而怀恨在心，伺机报复。”随着两国围绕着高加索地区的攻防愈演愈烈，战火很快在两国漫长的边境线各处相继爆发，据基督教史学家狄奥法尼斯记载，“波斯人在南方联合萨拉森人侵入拜占庭领土……同时在叙利亚地区与此时正在拜占庭帝国发动内乱的犹太人及撒玛利亚人相勾结。”
不仅如此，波斯军队主力亦在两国传统的交战场地美索不达米亚和亚美尼亚地区前出，兵锋则直指拜占庭在这一战线上的要塞——达拉城（Dara）。达拉城位于亚美尼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中间地带，从城址上来说便是美索不达米亚战场的要害位置。
这座要塞城市始建于阿纳斯塔修斯一世皇帝时期，其时502-505年期间卡瓦德一世对拜占庭帝国的侵略刚刚结束，作为东方战线传统要塞枢纽城市的阿米达因战争已残破不堪，急需新建一座更靠近对波斯前线且设防更为坚固的城市，而距离波斯边境重镇尼西比斯（Nisibis）仅有18英里的达拉正是符合这一要求的选择。
此城于507年破土动工，此后经不断修葺，至查士丁尼时代，达拉作为拜占庭帝国美索不达米亚公爵
（DuxMesopotamiase）
之驻地，已是拥有100英尺高塔楼、60英尺高城墙的雄城。由于达拉城作为拜占庭帝国边境重镇的重要地位，530年6月，卡瓦德一世遣大将波尔泽斯（Perozes）领军4万自尼西比斯前出进攻达拉，此时守卫达拉的正是查士丁尼的心腹大将、拜占庭东方前线统帅贝利撒留（Belisarius）。
由于贝氏兵力不足，仅有2万余人，波斯人自认胜券在握，波尔泽斯“进军至距达拉不足两英里处……（他）致信贝利撒留，打算自己将于竖日进城，为了他本人能在届时放松一番，贝氏应提前备好洗澡水。”
面对强敌，贝利撒留一方面向波斯统帅回信，以言辞再度表达争取和平的努力，同时严明己方奋战到底的决心；另一方面，他在城外构筑了造型别致的壕沟工事，“这条沟不全是直的……除中间部分有很短的一段是直的外，在两边各挖一条垂直于直沟的短沟，然后再挖两条长沟，与短沟垂直相交，平行于第一条直沟。”
除此之外，由于拜占庭军队当中不乏来自其他民族的雇佣兵，他按照各民族及其兵种的特点对诸将进行了梯次配置，“……左侧直沟末端与十字沟相接处直到小山处由布泽斯（Bouzes）和埃吕利人法拉斯（Pharas）率领的300名埃吕利士兵驻守；通过普罗柯比对于拜占庭军战阵的描述，我们不难看出，即便坐守名城，贝利撒留也并未呆板地死守达拉，相反，他主动出城列阵，并在阵列两翼部署了大量高机动性的骑兵，伺机寻求在野战当中击破来犯的波斯军队。
其后，6月10日，在前日再得到1万人的援军后，波斯方面正式发动进攻。会战期间，贝利撒留沉着指挥，在发现埃吕利骑兵队成功袭击了波斯军队的侧后方后，旋即投入骑兵部队冲破了波斯的军阵股市高杠杆，取得了会战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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